所以听到《雅》《颂》的乐歌会使人心胸变得宽广；拿着盾戚等舞具

所以，听到《雅》《颂》的乐歌，会使人心胸变得宽广；拿着盾戚等舞具，学习俯、仰、屈、伸等舞蹈动作，会使人仪态容貌变得庄重；按一定的行列和区域行动，配合着音乐的节奏，行列就会整齐了，一进一退的动作也就协调统一了。所以，音乐仿佛是天地的教化，是使人性保持中和的纲纪，是满足人的情感需要所不可缺少的。

乐者，先王之所以饰者喜也。军旅钺者，先王之所以饰怒也。故先王之喜怒，皆得其侪焉。喜，则天下和之；怒，则暴乱者畏之。先王之道，礼乐可谓盛矣。

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曰：“赐闻声歌，各有宜也。如赐者，宜何歌也？”师乙曰：“乙，贱工也，何足以问所宜？请诵其所闻，而吾子自执也焉。爱者宜歌《商》，温良而能断者宜歌《齐》。夫歌者，直己而陈德也。动己而天地应焉，四时和焉，星辰理焉，万物育焉。故《商》者，五帝之遗声也。宽而静，柔而正者，宜歌《颂》；广大而静，疏达而信者，宜歌《大雅》；恭俭而好礼者，宜歌《小雅》；正直而静，廉而谦者，宜歌《风》。肆直而慈爱，商之遗声也，商人识之，故谓之《商》。《齐》者，三代之遗声也，齐人识之，故谓之《齐》。明乎《商》之音者，临事而屡断；明乎《齐》之音者，见利而让。临事而屡断，勇也；见利而让，义也。有勇有义，非歌，孰能保此？故歌者，上如抗，下如队，曲如折，止如槀木，倨中矩，句中钩，累累乎端如贯珠。

“故歌之为言也，长言之也。说之，故言之；言之不足，故长言之；长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”《子贡问乐》。

所饰：表达。也 自执：自己判断。

所谓乐，是先王用来表达内心喜悦的。军队和武器，是先王用来表示愤怒的。所以先王的喜怒哀乐，都有与之相配的东西来表达。先王喜悦，天下的百姓都跟着和乐；先王愤怒，暴乱的人就畏惧。先王治理天下的办法，在礼乐中可以说是充分地表现出来了。

子贡去见师乙，向他请教说：“我听说唱歌要适合各自的个性。像我这样的人，适宜唱什么样的歌呢？”师乙说：“我只是个低贱的乐工，怎么敢当您来问适宜唱什么歌呢？但请允许我陈述我的所知，然后由您自己判断吧！宽厚宁静、柔和正直的人适合唱《颂》；心胸开阔而沉静、开朗通达而诚信的人，适合唱《大雅》；恭敬谨慎、注重礼仪的人适合唱《小雅》；正直而安静、清廉而谦逊的人适合唱《国风》；坦率而耿直、慈祥有仁爱的人适合唱《商》；温良而能决断的人适合唱《齐》。歌声直接表达、展示自己的品德的，触动了自己，天地就会有感应，四时就会调和，星辰也会有条不紊，万物就会生长发育。《商》音充满直率和慈爱，是五帝时流传下来的声调，商人还能熟悉它，所以称之为《商》。《齐》，是三代流传下来的声调，齐人还能熟悉它，所以称之为《齐》。通晓《商》音的人，遇事能决断；通晓《齐》音的人，见利而能推让。遇事能决断，这是勇敢的表现；见利能推让，这是重义气的表现。有勇有义，离开了音乐的涵养，还有谁能永远保持下来呢？歌声的旋律，上扬如同极力高举，下放如同重物坠落，歌声回曲时好像突然折断，停止时好像一段枯木，平直时又符合矩尺，弯曲时又如同弯钩，音调连绵不断好像一串珍珠。

“唱歌好像也是一种语言，只是把语言的音调拉长罢了。心中喜悦，所以就说出来了，只说还不行，所以要拉长声调来说，拉长声调说还不行，所以就咏叹起来，咏叹也不够，所以就手舞足蹈起来。”以上是《子贡问乐》篇。

《乐记》是中国古代有关音乐和文艺理论的专著，其中讨论了音乐和文艺的起源、美感效果、社会作用及乐与礼的关系等重要问题。

文章的开头就道出了音乐起源的重要因素：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心灵。所谓外在的事物，就是由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，这是音乐及一切形态的文艺产生的本源，心灵的撼动即由这个本源而引起，于是有了用乐或其他文艺形式表达心灵撼动的要求与表现，如果采用乐的形式，这就是所谓“乐由心生”。

“凡音者，生于人心者也。乐者，通伦理者也。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，禽兽是也。知音而不知乐者，众庶是也。唯君子为能知乐。”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乐是和伦理道德相通的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“礼中有乐，乐中有礼”。

《乐记》对于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，概括起来是“礼辨异，乐统同”。所谓“礼辨异”，就是要把贵贱的等级严格地加以区分，防止相互争夺。所谓“乐统同”，就是不同等级之间，要维持一定的联系，要保持一种和谐的秩序，防止相互怨恨。他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，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安定，所以说“礼乐之情同”。

《乐记》还阐述了乐与礼的关系：“乐也者，动于内者也；礼也者，动于外者也。”乐是调节内心的，礼是调节外在行为规范的，其目的与本质是一致的。先王作乐的目的是“使贵贱、长幼、男女等亲疏、尊卑、主从之礼，都用音乐表达出来。”也就是说，“乐”必须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“礼”。这很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，所以他们就大力提倡礼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