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宣公八年》：“冬十月己丑，葬我小君顷熊，雨不克葬；庚寅，日中而 克葬。”

《定公十五年》：“丁巳，葬我君定公，雨不克葬；戊午，日下昃乃 獉克葬。”

一处用“而”，一处用“乃”，《公羊传》细致分辨了二者同中之异、程度上的差别（7.8.2）。

《宣公三年》：“春王正月，郊牛之 獉口伤，改卜牛。”

《成公七年》：“春王正月，鼷鼠食郊牛角，改卜牛。”

“郊牛之口”用“之”，“郊牛角”不用“之”，《公羊传》对这细微的差异也抓住不放，细致分辨了二者语气、语感上的不同（7.3.）。

对于《春秋》造句方面的问题，如词序的排列、句式的选择，《公羊传》也给予了关注。前文已提到的对《不修春秋》原句的改动，就不但节缩了字数，也改变了句式。又如《僖公十六年》“ 石于宋五”和“六鹢退飞过宋都”二句，为什么数词“五”与“六”的次序一在句末、一在句首？《公羊传》认为这是造句时细察物理，不失其真的结果（5.16.）。杨伯峻先生曾以“ 石于宋五”亦见于《竹书纪年》，问道：“《竹书纪年》难道也是孔子所修或所作？”想据以否定《春秋》乃孔子所修。殊不知唐代刘贶早就指出：“《竹书纪年》序诸侯皆举谥”，故可肯定为“后人追修，非当时正史”（《新唐书·刘贶传》）。从用谥情况可判定《竹书纪年》成书于魏襄王时，晚于《春秋》成书约一百八十年左右，所以编《竹书纪年》的人完全可以参考采录《春秋》的成文，这就是“ 石于宋五”亦见于《竹书纪年》的原因。

《公羊传》偶尔也论及语法问题，例如《庄公二十八年》讨论《春秋》“伐”的用法，就指出“伐”的声调变化可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（3.28.）。